宋朝百姓生活幸福吗？从这四个方面看看

一直以来宋朝都是后世人公认的百姓幸福指数最高的朝代，经济的发达、市场的繁荣、贸易通商的广泛，所呈现出的经济盛况是历朝历代难以企及的高度。在两宋的320年中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是座顶峰，在世界古代史中亦占领领先地位。

后世人看来不论是吃、穿、住、行等方面，还是在精神世界的建设上，宋朝都是老百姓生活最好的朝代，不少人为此给出自己的答案，认为这是宋朝商业税超过农业税的必然结果。

从数据上看商业税的显著突出，无疑代表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，随之带动的一系列商业产业，就从根本上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。但真实的宋朝百姓幸福指数真的高吗？事实却大不相同，商业税的突出，其本质还是政府对于纳税者的再次剥削。

一、“支移”和“折变”对宋朝百姓的负担

商品经济繁荣与各种繁复的赋税征收制度必定是同时存在的关系，宋朝商品经济发达，相应赋税制度也繁复，其中，最受人诟病的就是“支移”和“折变”，这是宋朝征收赋税最重要的两种手段。

“支移”指纳税者自己交税并承担交税过程中所有的物流成本，将实物税缴纳到指定的仓库。从国家制定赋税制度的目的来看，这确实从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国家的行政成本，减轻了官吏的负担，但从老百姓而言，弊必定大于利。

宋朝将民户分为五等，一等、二等有支移300里的义务，三等、四等则是200里，一等最少100里。所有的民户必须按照自身等级规定，自发地将麦粮、绢绸等实物税上交到指定地点。

然而几百里的路途中所产生的物流费、路途中的吃住行等，途中损耗全部由民户自己负责，这样一趟下来，百姓往往要付出更多的钱财，有时甚至高达5-7倍。

不是每一家民户都能承担额外的途中损耗，为此不少民户就选择花钱给官府，折抵缴付的运费，以此来减少长途跋涉的人工成本和经济成本。官府成为最大的受益人，贪污受贿算是约定俗成的暗箱操作。

“折变”暗箱操作的程度更为吓人。宋朝对实物税的品种数值有着明确的规定，但由于整治情况的变化时常有改变品种数值的做法，这种方式就叫做折变。与其说，折变是政府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结果，还不如说折变是地方政府掌控税收的直接手段。

原本在半年前就应该公布的折变商品品种数值，其实往往到了征收的关键节点才公布。足足小半年的时间差，早已让政府操控好了一切，政府利用早就收到的朝廷信息以及职务之便，操控着折变商品的单价。他们肆意打压缴纳商品的价格，单价的大幅度降低，必然需要更多的商品数量作为充抵，成功实现政府对纳税者的剥削。

两种由政府操纵的税收，直接将赋税的压力加注在了百姓身上，层层剥削以及赋税政策下养出的一大批贪官污吏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到底能不能好，相信不少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。

二、战争需要的财政费用，也是从百姓身上剥削

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，建立宋朝后，似乎关掉了农民起义的按钮，暂停了一切农民起义的活动。这还是宋太祖的功劳，他创建了厢军，即将所有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，不稳定因素，全部纳入厢军。派请专人训练他们，根据各自特点分出桥道军、开河军、开道军等多种派别，其中表现突出者，还可以晋升为禁兵。

这项规定确实有效地达到了安抚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目的。但军队一年的花销却是由国家负责，根据相关数据表明，宋朝的禁军和厢军一年的财政费用就需要极大的一笔费用。而这些钱财的来源必定是从老百姓身上剥削而来。

其次宋朝特有的特务机构也是蛀虫一般的存在，更是诓骗宋徽宗的手段。明面其负责全国各地的情报工作，其实不过脚步并未踏出京师及其周边的地区，但却能编造各种外地的情况。这样一来，就出现了所谓的祥和安宁仅仅只出现于京师的局面。

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但在宋徽宗时期这就成为了皇帝蒙蔽双眼的愚蠢。北宋末年，蔡京成为真正的掌权人，为了让时任宋朝皇帝的宋徽宗看到自己的能力和成就，蔡京要求将全国所有的资源全部放在京师，也就是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繁荣昌盛、祥和安宁的京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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